古羅馬人的絲綢情結 - 常暉 (奧地利)

旅居歐洲，發現歐洲的中學歷史課本，強調的是歐洲本土文史。講述全人類進程，也是從古希臘和古羅馬帝國開始，包括兩河流域、古埃及、古印度和中國等幾大古文明，往往一帶而過，甚至避而不談。

但近年來，一些西方學者打破了傳統思維定勢，重新史海鉤沉，探尋人類足跡。筆者在閱讀牛津學者彼特.弗蘭克朋（Peter Frankopan）和耶魯學者芮樂偉.韓森（Valerie Hansen）等人的專著時，喜於這些專家基於考古的思考格局。他們沿著古絲路，辨識人類文明的早年軌跡，並借之正本清源，重新定位歐亞非大陸間錯綜複雜的歷史關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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彼特.弗蘭克朋是位年輕的牛津大學歷史學家，2015年，他出版了一部厚厚的著作《絲綢之路，世界新史》（The Silk Roads, A New History of the World, Bloomsbury Publishing, 2015）。在此書前言裡，他坦陳自己兒時的困惑，說面對掛在床前的世界地圖，他總有太多的不解和嚮往。對於歐洲人一脈相承的正統說法，即古希臘生成古羅馬，古羅馬生成基督歐洲，基督歐洲生成文藝復興，文藝復興生成啟蒙運動，啟蒙運動帶來政治民主和工業革命，工業和民主的互動又造就美利堅，而美利堅，象徵著生命、自由和對幸福的追求，少年彼特下意識感覺哪兒不對勁兒，他想知道地圖上的耶路撒冷、君士坦丁堡、巴格達、開羅、阿富汗、印度、喜馬拉雅山和中國等地，都曾經發生過哪些故事。

於是，因一個貌似偶然的機緣，彼特走上了古絲綢之路。面對其源遠流長的畫卷，他漸入佳境，徜徉其間，可謂欣喜若狂。古絲路上的地誌、貨物、文化、宗教、語言、戰事和帝國，把他迷住了。他感慨道，當年，歐洲的崛起引發了對昔日歷史與權力相關的激烈戰鬥；競爭對手們相峙不下時，歷史變了味兒，漸漸被注釋成一系列的事件、主題和想法。這些往往與海上商路的資源爭奪戰相關的事件、主題和想法，最終演變為理念衝突。人類歷史因此被扭曲和捏弄，醞釀出約定俗成的語境，即西方文明的崛起，乃人類文明史符合客觀規律的自然發展。

而事實呢？彼特.弗蘭克朋用他的新著，向世人描述了他看到的地域遼闊、卷軼浩繁的歐亞文明之路。在這條逾五千年的漫漫長路上，令人心醉神迷的絲綢，宛如文明途中的彩帶，隨人類的足跡或載歌載舞、安居樂業，或戎馬倥傯、東征西討。

可以說，一道道古絲路的水落石出，將人類文明的主幹道呈現在世人面前。 「絲綢之路」一說並非出自中國，而是來自一位德國地理地質學家所著作品。

1877年，斐迪南.馮.李希霍芬男爵（Ferdinand von Richthofen，1833-1905）在他的專著《中國：我的旅行及其研究結果》（China：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，D. Reimer，1877-1912）裡，首次提出了Seidenstrassen，即「絲綢之路」"一詞，意指中國以河西走廊連接中西亞，包括北非和歐洲地中海東岸的商貿之途。中華文明與地中海沿岸文明之間的交流，顯然是「絲綢之路」的關鍵，而中國和羅馬，成為此途的東西兩端。後來，考古學家又發現，絲路文化分為草原之路、海上之路和中印緬之路等。由此，「絲綢之路」涵蓋了東至日本奈良，西抵意大利威尼斯的更為遼闊的地域。

絲綢，在所有沿絲路而交易的珍貴貨物中，一枝獨秀，高貴稀有，且功能多樣。李希霍芬男爵慧眼識珠，用這令人炫目、傾城無數的主要商貿媒介，定位出千年文明之路的主題。

年輕的彼特回眸古絲路上飄揚的絲綢時，發現自己眼花繚亂了，目光或從地中海沿岸一路往東，抵達西亞，或從中原經西域一路向西，同樣抵達西亞：聚焦點，永遠是西亞的兩河流域，那片「新月沃土」！的確，古絲綢之路上最早的國際商貿，就發生在如今不大太平的兩河流域。

兩河流域在五千年的悠久歷史裡，自豪地寫著人類最早的城邦、農耕文化和法律系統等。那塊土地上曾經的波斯帝國，成為後來地中海文明的老祖宗，名副其實地充當過人類文明的領頭羊。波斯人以天然連接歐亞大陸的地理優勢，加上兼容並蓄的開放式心態，自公元前6世紀開始，將帝國穩健地持續了好幾個世紀。包容性的文化特質，是他們的成功秘笈。波斯商人把古絲綢之路沿途的國際貿易做得風生水起，從地中海東岸經黑海一直做到了喜馬拉雅山。沿途，飽覽異域地誌的波斯人，是諸多語言、風俗和宗教等融合的實踐者和見證人。

將兩河流域美譽為人類文明的交叉路口，實不為過。而兩河流域加上北非尼羅河流域，以及印度河流域同樣燦爛發達的史前文化，最終與黃河長江珠江等流域的華夏文化一起，實現了全面意義上橫貫歐亞大陸，兼陸路和水路，浩浩湯湯、驚心動魄的古絲綢之路。

在充滿文化融合、宗教互動和語言交彙的古絲綢之路上，彼特驚喜連連。他看到波斯文化因亞歷山大帝和塞琉古一世深受希臘文化熏陶，希臘文化又與印度文化彼此交融。他發現早先的佛像可能基於太陽神阿波羅的模版，梵文史詩《摩訶婆羅多》或受到荷馬史詩《伊利亞特》和《奧德賽》的啟發，而維吉爾史詩《埃涅阿斯紀》或得益於印度文學。公元前30年征服古埃及後一路東侵的古羅馬人，在奪取了納巴泰人的佩特拉（Petra），敘利亞人的巴爾米拉（Palmyra）和馬其頓人的杜拉（Dura，羅馬人稱之為歐羅普斯，即Europus）等地後，獲得了大量異域商品，其中最被青睞的，不是玻璃、金銀、珊瑚、藍黃玉、香料和染料，而是中國的絲綢。

彼特通過古書記載和地質考察結果，發現了古羅馬人欲罷不能的絲綢情結。中國絲綢在張騫西域行之後不久，便借印度河流域的碼頭進入了古羅馬。面對色彩斑斕、柔潤光潔的尤物，古羅馬人陷入狂熱。上流社會對之愛不釋手，絲綢成為身份標識；女郎們更是痴迷於之，裹著絲綢傳達萬種風情。昂貴的絲綢，讓羅馬人心甘情願地送出無數白花花的銀子。面對如此社會風氣，理性的知識分子們開始義正詞嚴地撰文抨擊。古羅馬哲學家塞內卡在他《論道德》的文章裡，曾驚恐萬狀地寫道：「一個身穿絲綢的女子，其實與裸著沒什麼區別！」

雖然身裹絲綢的羅馬女郎們被指責有傷風化，古羅馬人對絲綢的狂熱繼續一發不可收拾。當古羅馬人與仇敵安息人打得兩敗俱傷，精疲力盡時，雙方在敘利亞沙漠的綠洲城市巴爾米拉（原名塔德莫爾，即Tadmor），找到了停火通商的良機。當年，巴爾米拉的集市上，滿眼都是讓古羅馬人驚喜萬分的絲綢布匹。原來，對絲綢情有獨鐘的，遠不啻古羅馬人。在連接歐亞非幾個大陸的商路上，絲綢可謂萬千寵愛在一身，一路高歌，無以匹敵。巴爾米拉當地人還學會了製作絲布技術，僅從中國購買蠶絲線，自己紡布了。巴爾米拉出土的絲織物上的圖案，並非中國式樣，而是描述著中亞的生活場景。

戰國和秦漢時期，絲綢原本是中原安撫北方游牧民族的貴重禮品，特別是針對居住在天山以北，包括阿爾泰山脈和高加索山區的匈奴和月氏。在古絲路上，絲綢作為奢侈品，不僅是身份標志，是文化和科技符號，還具有貨幣功能和貿易優勢。據出土的漢木簡記載，戍守邊關的士兵們常以絲布為軍餉，這些絲布充當著他們在長城腳下換取異域良馬和毛皮的貨幣。

公元1世紀時，古羅馬人成功借鑒古埃及人自公元前4世紀至公元前1世紀使用過的季風海路，經紅海和波斯灣，進入了印度河流域。途中，他們在阿拉伯半島的希米亞裡特（Himyarite，今葉門）購買乳香、沒藥和埃及葡萄干，帶去印度高價銷售。乳香和沒藥至今都很受歡迎，筆者生活的維也納，每年的聖誕市場上總少不了暗香浮動的乳香和沒藥。早在古絲路出現之前，乳香和沒藥就已風靡地中海沿岸。當初沙巴女王會晤以色列所羅門國王，攜帶的珍寶中，除了金子和食用香料，就是乳香和沒藥。傳說三位智者去參拜新生兒耶穌時，帶去了也是這兩樣寶貝。

據希臘無名氏所著《厄立特利亞海航行記》（Periplus of the Red Sea），古羅馬人隨季風海路進入印度港口，商船上載滿葡萄酒、酒器、橄欖油、玻璃器皿、珊瑚、羊毛和亞麻制品，還有金銀銅器等。印度河流域的港口婆盧羯車（Barygaza）和巴巴裡庫姆（Barbaricum，今卡拉奇）等地，是商船的停泊經商處。古羅馬人拿船上的貨物交換印度人的珍珠、棉布和藍色染料等，而最受寵、最昂貴的貨物，總是來自中國的絲綢。

近年來，大多數史學家們認定的一個史實，是印度河流域乃古羅馬人與中國人打交道的地方，換言之，古羅馬人通過印度港口獲取中國的絲綢等貨物，並未直接與中國人做買賣。

但歸根結底，醉翁之意或不在酒。古羅馬人歡呼絲綢的背後，也有通過控制絲綢貿易來獲取貿易要道和軍事要塞的意圖。絲綢的柔美華麗裡，裹藏著古羅馬帝國無處不在的勃勃野心。

回眸歷史，古羅馬的絲綢情結，不過是千年古絲路上的縮影之一。若隨彼特繼續沿途拾貝，人們會邂逅一個個曾經的綠洲古國，一處處老舊的邊陲關鎮。古絲路見證的，是貫穿了幾千年的人類文明史，其間，有多少商貿與信仰，征服與融入，和平與戰爭，天堂與地獄呢？帝國興衰，文明起落，千年轉瞬即逝，古國灰飛煙滅，唯有絲綢，柔美依舊。

原載於中國《譯林》雜誌